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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消息】社会抚养费去向引关注消息称不会收归中央也不会取消

发布时间:2020-11-23 03:52:13 阅读: 来源:喷洒车厂家

闽南网10月10日讯 不久前,中国在开征社会抚养费11年以来,首次对其管理、使用的审计情况进行公布,使得饱受争议的社会抚养费终于掀开面纱一角。

9月18日,审计署发布审计报告显示,2009年至2012年5月间,重庆、甘肃等9省市45个县共计收取社会抚养费28.12亿元。其中,重庆5县最多,达9.25亿元,甘肃5县最少,为2745.81万元。

审计报告还显示,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混乱,漏征、擅自挪用、截留款项等情况已是普遍现象。45个县向征收单位和计生部门违规拨付的社会抚养费,总金额约16亿元。

“此次对社会抚养费的审计是一次摸底。”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“从审计结果来看,各种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。今后社会抚养费的监管将趋于严格,但不会收归中央,短时间内也不会取消。”

征收社会抚养费众所瞩目,其征收标准、收取办法、资金监管和使用,甚至其本身是否应该废止,一直引来各界的关注和争论。在计生政策调整呼声渐高,放开二胎的传言流布的背景下,对于社会抚养费的审计也引发更多联想。

一笔糊涂账

对于社会抚养费的全国总数,至今没有数据公布,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内部人士的估算为“几百亿元”。

社会抚养费的前身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“超生罚款”,1994年改称为“计划外生育费”。2000年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联合发文统一为“社会抚养费”。在2002年开始实施的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中,赋予“社会抚养费”以正式的法律地位,同时开始实施的《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》(下称《征收管理办法》),则对征收的标准、程序、管理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。

然而多年来,社会抚养费却是一笔糊涂账,因底数不清、标准混乱、用途不明等问题,屡屡遭到抨击。

2013年7月11日,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有水向全国31个省级计生部门、财政厅(局)提出信息公开申请,要求公布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收支及审计情况。

一个多月内,吴有水收到来自北京、上海等17个省级计生或财政部门公开的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超过165亿元。其他14个省份或未予回复,或回复称不能公开。

随后,9月1日,也是《征收管理办法》实施11周年之时,京、鲁、粤、沪等地14名女律师“增援”吴有水,追问社会抚养费去向,并致信审计署询问是否属审计事项,同时向未公开的14个省份再次申请公开征收总额。

14名女律师之一的黄溢智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审计署已对他们的申请给予答复,承认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属于审计机关监督的事项,但审计署没有对全国社会抚养费组织过全面审计,不掌握各省市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的全面情况。

截至9月25日,未公开的14个省份中,黑龙江省和青海省也予以了回复,其中,2012年黑龙江省社会抚养费收缴了4294万元,青海省则是350.48万元。

“加上这两个省,不影响大局,19个省市的总额仍是165亿元左右。”吴有水说,对未按照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予以公开的其他省份将采取进一步措施,“可能会起诉,并会向县一级政府提出申请”。

对于社会抚养费的全国总数,至今没有数据公布。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(下称卫生计生委)内部人士的估算为“几百亿元”,与吴有水得到的数字可相印证。

一盘征管乱局

社会抚养费要纳入地方财政预算,一般来说,地方不敢公然返还给计生部门,但往往是交得多的单位可以向财政多申请一些经费,算是照顾。

卫生计生委内部人士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在北京、上海这些大城市,社会抚养费的收取相当严格,“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,但是县乡一级,尤其到农村,就比较混乱”。

综合同一天公布的9份审计报告,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问题。

首先,计划外生育人口底数不清,少报、漏报问题严重。45县少报计划外生育人口2.11万人,漏报1.42万人。同时,很多地方的征收标准不统一,自由裁量权偏大。此外,还有部分征收单位擅自减免征收金额。

卫生计生委人士表示,基层的确存在自由裁量的情况,“县里计生委的头头,他的亲戚可能就可以少交点”。

跨省来看,此次接受审计的45个县中,重庆人均收取15520.13元,为最高,云南垫底,只有4314.38元,由此可见标准差异之大。如果比照此次未被列为审计对象的北京市,差距将更为悬殊,比如,海淀区的征收标准为每超生一人30万元。

按照《征收管理办法》的规定,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应当全部上缴国库,并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,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挪用、贪污、私分”。

但从审计结果看,截留、挪用社会抚养费的现象普遍。如重庆有6800余万元未按规定及时缴入国库。忠县财政局人为调整财政收入,将社会抚养费6797.87万元滞留到第二年才上缴国库。

挪用的方式,则是五花八门。云南金平县勐拉乡的一名计生干部,将资金违规存入个人账户并提现用于就医等支出,更普遍的则是部门用于接待费、提成奖等支出,甚至以不开收据的现金形式收付,建立“小金库”。

还有的地方违规下达征收任务。四川5个县均存在向乡镇下达社会抚养费征收任务的问题。为完成年度任务,蓬溪、岳池两县的48个征收单位从其他资金借款垫付或采用“空转”方式虚缴社会抚养费6371.95万元。

受审计的县普遍违反“杜绝按比例返还社会抚养费,以及作为标准拨付计生经费的现象”的规定。甘肃皋兰县和环县均明确规定,按社会抚养费征收任务数的80%和90%向县乡计生部门拨付计生经费,2009年至2012年5月,两县共拨付1982.69万元。

卫生计生委内部人士透露,根据收支两条线的原则,社会抚养费要纳入地方财政预算,一般来说,地方不敢公然返还给计生部门,“但往往是交得多的单位可以向财政多申请一些经费,算是照顾”。

它应何去何从

不论从审计结果还是从现实来看,社会抚养费在某种意义上成了“官员抚养费”。有学者由此建议,社会抚养费征收依据不足,用途不明,应当马上废止。

一份局部的审计报告就将社会抚养费的重重乱象暴露无遗,它应何去何从?

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认为,从抚养费本身来讲,该怎么收就怎么收,有法就要依,任何收费都应当规范。

而在清华-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看来,核心的问题是,“社会抚养费征收的依据是什么”?

“官方对社会抚养费的根据是多生孩子就多占有公共资源,这个公共资源狭义上是衣食住行、教育、医疗等,从广义上说则包括水在内的自然资源。”王丰说,“但这站不住脚,广义层面,你不能说一个人多呼吸了空气就多占用了自然资源,至于水资源的使用都是要付费购买的。狭义地讲,现在跟计划经济时代不一样,衣食住行、找工作都要靠自己,所以也谈不上增加社会的负担。”

王丰表示,不论从审计结果还是从现实来看,社会抚养费收取和使用的过程都存在寻租腐败的空间,某种意义上成了“官员抚养费”。所以他认为,“社会抚养费征收依据不足,用途不明,应当马上废止。”

清华大学教授、全国政协委员王名曾在2011年全国“两会”上提交《关于停止征收“社会抚养费”的建议案》,对社会抚养费的制度缺陷做出剖析:名义上要补偿的是“社会抚养”和“社会负担”,实际上要惩罚的是当事人;形式上的标准是当地的人均收入,实质上却是“当事人的实际收入”;表面上是统一立法、统一管理,实际上却是各自为政、自由裁定。

此次审计结果也显示,45个县在2009年至2011年间人口出生率普遍降低,控制在14‰以下,达到并稳定在国际低生育水平。

按照人口学理论,生育率2.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,低于2.1和2.0以下被称为低生育率,1.5以下则是超低生育率。王丰等学者的测算表明,中国已处于超低生育率水平,计划生育政策亟待放开。

“审计社会抚养费与放开生育政策没有直接关系,但人口政策的调整对社会抚养费有冲击。”王丰说,“一旦放开二胎,作为维护一胎制度的社会抚养费也就自然消解,因为计划外的都变成计划内的了。”据《财经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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